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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征博引】卓向东：俞秀松，为中共争得正统性的共青团创始人(总第71期）

2020-09-15

旁征博引】卓向东：俞秀松，为中共争得正统性的共青团创始人(总第71期）

俞学交流 2020-09-15 18:00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从此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发起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创始人，俞秀松没有参加这一盛会，却在另一个战场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献上了一份厚礼。

俞秀松（1899.8.1～1939.2）在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思想活跃、求知欲旺盛、爱寻根究底，同学们称他为“三W（英语“谁、什么、为什么”的缩写）主义者”。又以善辩著称，为学生骨干之一。其时，立下志愿：“做一个利国利民的东南西北人。”五四运动时，是杭州学生运动领袖。后与同学宣中华、施存统（谁是团中央第一任书记？）、夏衍等一起创办《浙江新潮》，以战斗的姿态对黑暗的社会制度和虚伪的封建礼教进行猛烈的抨击，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浙江新文化、新思想的一面旗帜。

俞秀松主编的《浙江新潮》

《浙江新潮》因刊登施存统《非孝》一文被反动当局查封，主编俞秀松、作者施存统被迫离开杭州，赴北京参加工读互助组。但俞秀松很快意识到，现行社会不进行彻底改造，无论工读互助还是新村，完全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从而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愿做一个推翻旧世界为己任的革命者。南下上海参加《星期评论》工作，自觉到铁工厂做工，与工人交朋友，去工人集中的小沙渡办俱乐部，走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

在上海，新文化运动的左翼已开始走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1920年5月，陈独秀等创议：鉴于当前工人运动急需马克思主义指导，先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52年第一次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共创始人）和俞秀松首先参加该会工作。这是一个秘密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由陈独秀负责称书记，主要任务是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心情是迫切的。1920年7月，他就曾与俞秀松、邵力子、李达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研究建立上海共产党（即后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事，并邀请他们做发起人。

同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在陈独秀住处召开会议。由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以共党要犯被杀的脱党创始人）、施存统、陈公培5人制定党纲，推举李汉俊执笔。大家一致推举陈独秀担任党的书记。他们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上明确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党的最终目标是：“经济方面消灭私有制，政治方面消灭政权和社会方面消灭阶级”。就这样，一群荟集在沪的革命知识分子，把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活动上升为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证明这批先进的革命者有着超前的思想精神境界，俞秀松就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1920年8月的一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相约到陈独秀的住处，李达提议成立青年团组织作为党的助手。大家认为为适应青年的愿望，应尽快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一致推荐俞秀松去组织和主持团的工作。在俞秀松撰写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中，明确规定团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理论，实现自由平等，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宣传社会主义。1920年8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正式成立，俞秀松为首任书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中共一大13位代表合影

1921年初，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就达200余人，全国有1000多人。1921年3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俞秀松任书记。

1921年3月开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从“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中挑选出20多位团员，分期分批赴苏俄学习，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汪寿华、曹靖华等是这批学员中的佼佼者。

在1920年初，虽然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也陆续建立，但建制很松散。限于当时的通讯条件和交通条件，联络都不是很畅通。共产国际和国内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上海共产主义发起发起小组的进行的,他们把上海的组织看成是全国的领导机关。

共产国际与设在上海的领导机构联系，邀请中国共产党派遣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少共国际二大，俞秀松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的身份，参加少共国际二大是最合适不过了。

俞秀松1921年3月29日坐火车离开上海，辗转北京、奉天（沈阳）、长春到达哈尔滨，由苏俄接应从满洲里出境，到了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俞秀松相熟的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的成员杨明斋，在四月也到了伊尔库茨，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中共建党及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通过他和共产国际接上关系，俞秀松取得了参加少共国际二大的证明文件。

俞秀松在莫斯科和张太雷、陈为人会合。少共国际二大授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俞秀松同志以表决权，张太雷、陈为人同志以发言权。吴先瑞、罗泽、任狱、平的、陈启沃、何其波、吴芳、韩图雪、张秀兰、彭泽、袁笃实、澎湃、韩伯画十四位同志取得来宾证，瞿秋白同志发放工作证作为翻译，在莫斯科很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得以有机会观摩大会。

但在一些事先没有意料的事情出现了，是他们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大会的资格问题还没有解决。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原来计划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杨明斋，因苏方临时安排滞留在伊尔库茨克，经斡旋以张太雷替代。

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在“联席会议记录第一号”文件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达：“由于中国还没有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我们本以为，中国代表团不仅没有表决权，而且也没有发言权。但是，在我做了详尽而客观的报告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局已决定，给予中国代表团发言权。由此可见，共产国际是何等热情地对待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团”。

中国共产党代表先后到达莫斯科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国内所谓的“共产党”组织的代表，“社会党”组织，至少有五六家之多，而且已经有二家已经得到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杨奎松是这样评价的：“中国各种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小组织都极力与俄共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寻求支持，而其他一切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正式支持的共产主义小组织，最终都未能生存下来，可知中共的产生固然不需要俄国人来‘移植’，但若无俄共和共产国际在旁援手，要想顺利发展，也绝非易事。”

6月22日，即共产国际三大开幕之日，张太雷、俞秀松发现到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由“五四”期间中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姚作宾等人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的姚作宾也以代表身份出席大会，立即警觉，决定揭露其真面目。尽管他们的代表资格还在解决之中，但是他们还是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能听之任之。

俞秀松单独具名十万火急地向《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声明书》，指出“自称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姚作宾等，其实他们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姚等在第二次中国学生大罢课期间已成为中国学生唾弃的卑鄙叛徒。并声明，他们没有任何资格同共产国际进行联系，凡是共产国际同他们讨论甚至决定的事项，中国共产党都不承认，要求撤销对姚作宾所谓的‘共产党’的承认，取消姚作宾出席大会的资格。”

接着俞秀松又联合张太雷直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写信，发布了《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的信》（注：1921年6月，现存中央档案馆）。揭露江是十足的政客及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强烈抗议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江的代表资格。

“鉴于资格审查委员会给骗子江亢虎以代表资格，本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提出抗议，特作如此说明：

江亢虎以何种名义出席代表大会，是代表中国并不存在的中国社会党？，在这并不存在的社会党里更没有什么左翼，那么他以何种名义参加？

江亢虎在中国只是作为一名总统顾问为人所知，他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第三国际允许北洋政府的总统顾问参加，就会失去中国青年的信任，给我们重大打击。”(注：存俄罗斯现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号533 目录号1 卷宗号39）

共产国际十分重视张太雷、俞秀松的信件，进行了研究，收回江亢虎、姚作宾的代表证。为此，江亢虎表示“抗议”，他在6月29日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称：“第三次大会当天，我领到了具有议决权的代表证。可是在出席大会的四天之后，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卡巴斯基同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科的成员——笔者按）要我交还代表证，并剥夺了我作为来宾的权利。我认为这是一种侮辱，表示抗议。”于是江悻悻而去。回国后，愤愤不平，写了《新俄游记》一书，竭力攻击俄国十月革命。

直到7月20日，根据《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德同志联席会会议记录第1号（1921年7月20日）》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张太雷的正式代表，俞秀松的列席代表资格得到解决。由于共产国际已经在7月12日已经闭幕。代表资格属于追认的。虽然是追认，但是他们在会议的活动没有受到影响。

俞秀松、张太雷都是刚从校门踏上社会只有一年多的青年，又是首次在国际共运舞台上亮相，充分体现了他的聪明才智和领导才能。这次历史性胜利的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共产国际正式在共产国际中第一次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唯一合法的政党，从此其正统性再也没有受到过挑战。使党能集中其全部的力量投身到国内革命斗争中去。避免了诸如美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就存在国内长期存在好几个自称是正统的共产党，相互攻击。争斗，形成不了领导的核心，长期一盘散沙的现象。

2、同时也确立党在国内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如果国内共产党是三足鼎立的话，为争夺领导权，肯定会发生内斗，根据中国国情，完全有可能先打一场内战，解决领导权的问题，再谈国内革命。势必自相残杀，削弱革命力量。俞秀松代表中共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一劳永逸解决了这个问题，使中共能顺利地发展。减少了革命力量的损失。加快了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步伐。

3、一旦正统的地位确立，能得到共产国际在财力、物力、外交方面的全方位的支持，对于襁褓期的中共来讲，就有了成长的空间，党得以迅速发展。

1922年3月，俞秀松回国，在杭州等地筹建团组织。9月2日，在上海参加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6次会议，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2年8月，俞秀松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赴福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伐陈炯明北伐军，担任东路讨伐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一等书记官，实际任机要工作，并参加广州战役，是我党最早参加军队与作战的军事工作先行者。

1925年10月28日，俞秀松第二次赴苏俄学习。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当天亲笔签名给中共旅莫支部的信中，告知此行进中山大学学员人数103人，途中由5人组成临时委员会，中央指定负责人为俞秀松，任书记。

俞秀松入中山大学后担任学生会主席、党团书记，中大成立联共（布）支部，他担任支委。他与董亦湘、周达文等人，对王明一伙在副校长米夫支持下的宗派主义活动不满和反感。俞秀松受旅莫支部委托，几次找王明谈话，尖锐地指出其问题，诚恳地希望他改正，王明表面虚心接受，内心却记仇怀恨。

1927年11月，俞秀松进列宁学院深造和工作。此后，又三番五次遭到王明等人的陷害。俞秀松、周达文对王明无中生有的诬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学院副校长基尔山诺娃在致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中说“那利曼诺夫（俞秀松）和丘贡诺夫（周达文）在学校里给人的印象是可靠的党员，有能力的学生和无疑能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同志。”

1932年7月，经联共（布）中央决定：将董亦湘、周达文、俞秀松先后派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工作。1935年6月，联共（布）中央决定俞秀松为组长，张逸凡（万献廷）为副组长共25人组成的小组进入新疆。俞秀松从伯力到莫斯科报到的逗留时间，受到斯大林的亲切接见，并接受具体指示。

左三盛世同（安志洁）左四俞秀松与友人们在新疆

俞秀松到新疆后，1936年，盛世才任命他为省立一中校长和新疆学院院长，在他任职省立一中校长的阶段，为新疆的教育做出了贡献（抗战和民主革命时期，许多爱国志士在省立一中任教），盛世才还要他担任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总会）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而俞秀松却把它办成了一个政治目标明确、革命的、群众性的政治组织。

1936年7月28日，与盛世才二妹盛世同结婚，仪式的地点选在风景如画的西公园（今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朝阳阁。参加婚礼的宾客，除新疆省、迪化市的所有军政要员和社会名士外，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苏联迪化总领事阿毕列索夫和领馆秘书，安铁列夫还代表斯大林送来一箱衣物和高级化妆品作贺礼，还派来一个电影摄影组来摄制一部电影纪录片。盛世才送来的贺礼则是两只精致的小木箱，上写着“燃烧心灵的火把，夺取学识的宝库”。很多人都猜说是金银财宝，后来打开一看，全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精装经典著作和其他革命典籍。

盛世同（安志洁）与俞秀松

俞秀松办事始终坚持公道，党性原则，他坚决查办盛世才岳父邱宗凌违法乱纪、谋财害命的案件。他婉言谢绝了盛世才名为任命其教育厅长实为直接控制的举动，打乱了盛的部署。

20世纪30年代末，席卷苏联的“大肃反”运动，使数十万人惨遭无辜杀害。不久，“肃反”运动的风暴越出了苏联。1937年12月，王明、康生由苏联返回延安途经新疆时，开始在新疆推行“肃反”运动。

王明、康生到达迪化后，受到盛世才的热情款待。王明以“可以保证得到苏方更多的支持”、“可以从延安派人来新疆帮助盛世才工作”为条件，要盛世才“必须肃清此间的反革命托派分子”。盛世才答应了王明和康生的要求，拿出联共派到新疆的25人的照片让王明、康生辨认，王明当场指认这25人中的新疆反帝总会秘书长王寿成（即俞秀松）等24人均是“托派”，并要盛世才立即逮捕，就地处理。

1938年2月，康生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萨基匪徒》一文中，诬陷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为“在苏联的中国托洛茨基匪徒、日寇的奸细、陈独秀最好的干部”。接着，苏联的《真理报》与王明主编的巴黎《救国时报》也随意给他们编造罪状：一、组织“江浙同乡会”；二、不讨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三、反对王明等。公然诬陷俞秀松等为“托派”。

盛世才逮捕了俞秀松等人，但不敢“就地处理”，因为俞秀松他们是联共中央派来的干部。盛世才便把事情经过向苏联驻新疆总领事馆和盘托出，领事馆报告了联共中央。联共中央调查组经过调查，认为俞秀松等人不是反革命，也没有反革命活动。他们既由苏联派来，应由苏联调回复查，不能就地处理。

1938年6月，苏联派了一架军用飞机和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强行将俞秀松、万献廷押回苏联，其他人均被释放。

与俞秀松一起被送回苏联的万献廷，1958年回国探亲，对曾在新疆工作的同志谈起过在苏联的经历。万献廷和俞秀松是同机飞回苏联的。到莫斯科后，两人便同时下狱。在审问万献廷时，问他是否反对王明。万献廷说，他反王明，但没在旅莫支部呆过。结果，被流放到北冰洋一个煤矿的劳改营里做苦工，几年后才放出来。在审问俞秀松时，他承认自己反对王明，而且在旅莫支部，结果受到重刑。
1939年2月2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判决王寿成（那里曼诺夫、俞秀松）死刑，立即执行。

1938年机场分别后，盛世同一直默默思念着、等待着不知下落又无法探听到消息的挚爱着的丈夫，为了表示对丈夫感情的忠贞不渝，盛世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安志洁。

1948年冬天，随着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官员纷纷准备逃往台湾。盛世才也不例外，准备带着家人去台湾，并要安志洁一起去。但安志洁拒绝了，她毫不犹豫地表示留在大陆，随公公回到诸暨老家，等待解放，打听俞秀松的消息。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中苏正式建交。安志洁来到上海，会同俞秀松的四弟俞寿臧共同寻找俞秀松的下落。

安志洁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写信，请求他们在苏联查找俞秀松的下落。不长时间，她就收到了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的回信。王稼祥告知她，俞秀松不在人世了，至于其牺牲详情仍没有写。后来，在公婆的劝说下，安志洁与俞寿臧结为夫妇。

经全家人商量后，俞秀松的父亲在1961年11月7日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党组织给俞秀松平反。一个多月后，他们收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追认俞秀松为革命烈士的信》，并收到了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1982年换发为革命烈士证明书）。中国共产党为俞秀松在国内洗掉了冤尘。

1983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开拓者--俞秀松烈士》的长篇报道。8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先驱者--纪念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俞秀松烈士》的重要纪念文章。两家报纸都高度评价了俞秀松烈士生前在建党、建团，培养我党高级干部，推进中国革命中所作出的贡献，赞扬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坚持原则的高尚品质，以及捍卫真理而奋斗的牺牲精神，恢复了俞秀松在党内和共青团内的历史地位。

1988年，安志洁和俞寿臧到北京，请求李先念主席为俞秀松烈士纪念碑题词，同时上书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查明俞秀松牺牲真相，由苏方出面为俞秀松彻底平反昭雪。

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中联部认真联系后，考虑到当时的中苏关系等情况，认为此时时机不妥，以后再议。到1991年，安志洁又发函到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要求苏联政府查明俞秀松牺牲真相，并书面为其平反。

1991年10月29日，他们收到苏联驻沪领事馆秘书科兹洛夫的回信说：“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通知我国外交部：俞秀松，1899年在中国出生，1938年因被控告他有托洛茨基主义活动而逮捕。1939年2月2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对俞秀松案件宣判死刑（枪毙）。判决当天，其尸体在莫斯科领河坡地火葬场火化。1991年7月27日哈萨克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把俞秀松的侦察案件转送到哈萨克共和国检察院审查俞秀松平反问题。审查结果本领事馆将另外通知您……”

此信将俞秀松牺牲的确切时间、地点和原因告知了其家属，并请他们等待最后的结果，安志洁他们充满期待地等待着苏联的书面平反证明。不想，风云突变——苏联解体了。希望顿时变成了肥皂泡，一切似乎都无头绪。

1995年9月，安志洁托一个在哈萨克斯坦留学的学生捎去两封信，一封给哈萨克斯坦政府外交部，另一封给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请他们尽快查明俞秀松冤案的真相，早日给予书面平反证明。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的陈棣大使接信后很重视，立即提上议事日程，认真负责地展开了查实工作。哈方没有查到有关俞秀松或王寿成的档案资料，在一个“六人集团”的档案中，他们查到了王寿成的名字，但这部分档案材料目前大概保存在当时的突厥斯坦军区（现属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档案库中。哈方对此事处理认真，已查出俞秀松烈士当时是在莫斯科被判决的。他们提出，此事应找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

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照会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请乌军事检察院协助查找7925号档案卷宗下落，乌国防部档案中心查告，俞秀松的档案材料1939年末送达乌军事检察院。有关档案查找工作及俞秀松烈士的平反问题，需进一步通过俄总检察院解决。

1996年国庆前夕，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关心下，在众人的努力下，俞秀松的亲属终于收到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参赞李桐杰寄来的俄罗斯军事检察院致我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领事部的信和俞秀松的平反证明书（第 SYP－1288—96号）及译文。李桐杰参赞在信中称，8月29日，俄罗斯军事检察院正式作出为俞秀松烈士恢复名誉的决定。至此，这一沉结半个多世纪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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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卓向东，专注于叙事、抒情类散文创作，《北大记忆》系统文章作者。自言：小时了了混进名校，及至长大泯然于众。关心时事，喜欢瞎想，兴之所至，偶尔下笔。文才有限，所思亦狭。愿听鄙人胡思乱语者，皆吾之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