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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在因故停用的公众号发过，在本公众号温故知新。

此文作为特稿刊登于《诸暨日报.文化周刊》第四版（2017年1月4日）

俞叔平(1911—1978)，20世纪30年代中国赴奥地利学习警政的十君子之一，中国第一位警察博士，中国现代刑侦的开山鼻祖，首设中国刑事警察建置，著有《刑事犯罪与刑事侦察》《刑事法与刑事科学》《刑法分则与大纲》《法医学》《指纹学》等多部著作，滋养了我国几代法律从业者。

然而迫于时局动荡，这位从浣江边走出的青年才俊、曾经的上海警察局局长自1949年赴台湾直至终年，未能叶落归根。2016年12月18日，他的儿子——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台湾世界新闻大学教授俞力工自奥地利维也纳回诸暨寻根问祖，又一次揭开了这段令人感慨唏嘘的过往……

寻根会义桥背后的伤心史

古稀之年的俞力工受邀请，从居住地奥地利赶赴诸暨，参加2016年12月18日举行的第二届诸商大会，在诸暨的短短两天时间里，他特意抽出时间，前往暨阳街道安家湖桥下村的俞家老宅，这是他此生第二次回乡。

此行的第一目的地，是桥下村通往对岸王家井会义桥村的会义桥。在这里，他留下了一张照片。40年前，他也曾在这个桥头留下一张照片，那是他第一次回家。其时为1977年5月，在德国求学的俞力工随华侨代表团赴大陆访问，专程来到诸暨，前往祖宅拜访，拍下了正在重建的会义桥照片。回到德国后，他把会义桥照片连同祖坟照片，一同寄给了台湾的父亲，以慰其思乡之情。

“父亲特别记挂这座桥，因为抗战时曾有一段伤心史。”俞力工说，1941年11月，为阻止日军南下，当时的诸暨县政府不得不下令炸毁此桥。桥毁之后，两岸过往只能靠小船摆渡过江。1946年春，到上海警察局副局长任上不久的俞叔平，回诸探亲。在当时的县长祝更生陪同下，察看了抗战期间损毁的会义桥残址。目睹家乡遭受日寇蹂躏的惨状，悲愤满腔的俞叔平回到上海后，立刻联络旅居上海及外省的本乡人士，大家一起募款拟重建会义桥。谁知这笔善款到诸暨后，竟被国民党党部书记郭肇良吞没。郭肇良是个臭名昭著的家伙，系勾结“浙保二团”血腥镇压新四军金萧支队、制造“齐村惨案”的元凶。为此，1950年逃到台湾的郭肇良，到台北俞叔平的寓所求见，想攀老乡交情。俞叔平不忘郭在诸暨犯下的罪行，当面怒斥郭肇良为诸暨的败类，不准其走进家门。

“那时台湾还管控得很紧，知道我回老家的事情后，他们曾向父亲施压。”俞力工说得轻描淡写，但现实却是云诡波谲。

在桥头，俞力工幸运地遇到了第一次来带他去故居的老乡。他问老乡：“我家的老宅还在吗？”

“在，可惜已经倒得差不多了。”在老乡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桥下村村中心，显然这里原本都是老房子，现在大多已改成高楼，只余俞氏堂屋和俞家老宅在岁月的风雨中飘摇。俞力工急切上前，可眼前的老宅已被荒弃，仅两边的马头墙保存完好，通过这高大而斑驳的墙头，仍能让人隔着时空，遥望到一个高门大族的世家门第。

站在杂草丛生的院落里，俞力工忆起了第一次来的场景，“房子里住了好几户人家，很热闹。他们应该是土改时分得的房子，我家只有小姑姑分得一间。”小姑是父亲同父异母的妹妹，听说以前常来打扫祖屋，现在年近九十，来不动了。

用手机拍摄下祖屋的今貌，俞力工口中念叨：“可惜了、可惜了，本来可以在这里给父亲建个纪念馆。”这，正是俞力工此行的心事与夙愿：父亲已经不能归来，带着父亲的旧物回家建个纪念馆存档。

闻讯赶来的俞力工堂兄则说：“现在这里住的人都在外面造了房子，搬走了。于是，就由着这老屋破败。这里的产权归十来户人家所有，各家各姓，想要修并不容易。”

混乱时局中“无奈”的警察局长

“他是知识贵族。”俞力工这样评价父亲。

俞叔平在法学方面的卓越建树，是海峡两岸一致认可的，而且影响了整整几代法律工作者。但内战时期、动荡混乱年代的警察局长经历，使他背上了终生的包袱，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故乡。

俞叔平被选任上海警察局长的原因有二：首先他和军统、中统都没有关系，牵制较少；其次，俞叔平是中国第一个警察博士，饱学之士，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颇有国际影响力，由他担当非常适合。而俞叔平也一直苦于没有司法实践，想在利用法制治理方面作出一些成绩。1947年7月，书生意气的俞叔平担任了上海警察局局长，不曾想到，他将自己放在了刀山火口。彼时的他，还兼任同济大学法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讲授刑法。

俞叔平深受欧洲文明思潮的影响：认为警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履行国家职能的工具，而政府是代表国家来行使行政权力的，执行政府的指令，是警察的天职。所以，在内战已经爆发，社会混乱的特定环境下，作为上海市警察局长的他，不可能置身度外，必定会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

在担任上海警察局局长的前后3年时间，他经历过不少大要案件，但在当时“军、警、宪、特”四位一体的警察体制下，警察发挥的作用有限，他的法制治理理想也难免落空。

他组织过对上海首富“面粉大王”荣德生绑架案的侦破(俞叔平在《刑事警察与犯罪侦查》一书中曾详述当年)，但案件却是军统势力勾结江湖人物所为，破案之功最后归于后来担任上海警察局长的毛森。

1947年3月，国民政府下令，限期撤销中共办事处，中共代表团必须撤到解放区。当时警察局据报，军统特务想趁机制造一些事件，作为司法专家的俞叔平，根据欧美司法原则，认为中共办事处是合法设立的，也应该合法撤离，保护他们这是警察的职责。因此，他和办事处取得联系，特别提醒注意安全。3月5日，在中共代表团撤离时，俞叔平亲自指挥，派遣大批警察沿途警戒护送，军统特务不敢贸然下手。董必武率领代表团从容出门，平安离开上海。坊问传言，当时代表团每人都腰缠黄金，共带出黄金2000两，是中共代表团活动的经费。

黄金一说，俞力工表示未可知，但俞叔平当时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代表团这是事实。当时，中国共产党方代表团出面的为陈家康先生(后任驻埃及大使)，和陈的交涉对象是警察局政治科科长章承祖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居住在美国的章先生亲口对俞力工先生证实过此事。

俞叔平处理“同济学潮”，面对的是自己兼任教授的学生；调处上海“申新九厂”的工人罢工，却被警备司令部的子弹酿成了“申九惨案”，且因此背了黑锅。

最令其难过的还是他履任之初发生的“金都血案”，飞扬跋扈的宪兵与警察开枪对射，造成27人死伤，警察7人死亡。次日，俞叔平亲自为7名警察死难者主持后事，但警察队伍怨气难平，全市警察罢岗，上海交通指挥枢纽宣告瘫痪，治安状况频频告急，市民人心惶惶，不敢外出，惟恐成了警宪冲突中的冤鬼，连外国驻华大报都进行了报道。上海400多名警察乘坐15辆汽车游行示威，从榆林路警察训练所出发，驶往中央殡仪馆，途经宪兵23团时绕行3圈，一起高呼“杀人偿命”等口号。最后，事件在各方干预下才告平息。

3年来，俞叔平这位专业高手尽心尽力，结果却搞得心焦力瘁，堪称上海最“无奈”之人之一。

中国现代刑侦的开山鼻祖

俞力工的第二次回乡寻根，给我们揭开了一段尘封的过往。

1911年7月1日，俞叔平出生于诸暨桥下村俞家，其父俞静峰出身书香门第，其母郦张秋系生长在名门家族的大家闺秀。俞叔平自幼聪明，在村里的私塾学习传统文化。

1926年转入诸暨县立中学就读，受到新学与白话文教育。那时的县立中学已是一片革命的热土，这里的一些学生敢冒着枪林弹雨上前线慰问北伐军。1927年秋，学校更是秘密建立起中共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在这样的环境中熏染成长的俞叔平，也是一个爱国青年，他接受新思想极快。在北伐大军到达诸暨之前，他就带领同学上街游行宣传，张贴标语，高呼“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口号，毫无惧色。

次年，俞叔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警官学校一期，因为为人耿直，勤奋好学被校长朱家骅器重。

1930年毕业，浙江省选拔了十名优秀的学生赴奥地利学习警政业务。俞叔平也在其中。当时，学校选派俞叔平等人去奥地利学习警察司法的目的很明确，想根治社会上“该为不为，不该为为之”的弊病。

俞叔平是当年中国赴奥地利学习警政的十君子之一，这些人学成归国后，大多成了当时警界翘楚。其中包括杜承荣，即中奥合拍电影《芬妮的微笑》的历史人物原型。

1933年冬，俞叔平归国，在杭州警察局司法科任职。在任期间，他亲自捉拿查办烟犯，建立指纹室，编设户籍卡，初步展现了才华。

1934年秋，俞叔平再度接受官费资助赴奥地利，进维也纳大学法律系深造，同时在维也纳警官大学进修。1938年，他荣获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警察博士生。

俞叔平学成之日，国内正值全面抗战，俞叔平毅然返回祖国效力。回国后，俞叔平担任重庆中央警官学校教官。他首设刑事警察建制，创立现代科学刑事实验室，成为“中国现代刑侦的开山鼻祖”。他还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指纹研究所，第一个在中国采取法医侦查技术，对中国的司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做出了贡献。

1947年，奥地利一家报纸破天荒地为遥远的中国上海一位警察局局长的任命发表评论：“一个受过奥地利教育多年的中国留学生，现掌握着远东国际大都市上海警察局，这是奥地利教育的成功与荣誉。”这里所述的便是俞叔平。

《刑事警察的理论与实际》《刑事法与刑事科学》《刑法分则大纲》《犯罪与侦查》《指纹学》《法医学》《监察制度新论》《化学兵器与国际公法》等，他一生著作等身，滋养了我国几代法律工作者，至上世纪50年代初，大陆几乎所有大学法学院都采用俞叔平编撰的教材，直到60年代才有所更迭。

这些专业类书籍，是科班出身的法律工作者必读书籍之一，至今，仍有很多司法专业毕业的学生，仍在学习他的著作。

盼留档家乡弥补难圆的思乡梦

1949年4月，解放大军横渡长江，俞叔平一家不得不跟随国民党离开大陆，前往台湾。5月27日，上海获得解放。次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评论，称俞叔平不愧为知识分子，在任期间不曾迫害过共产党人。

然而，俞叔平一家此番离开大陆竟成诀别。1949年，俞叔平赴台后，先任“司法行政部”次长兼刑事司司长职。后短期从事律师，并担任台大法律研究所、东吴大学、警官学校、文化大学教授，两度应邀赴德讲学。

1964年，俞叔平第三度被派到奥地利，担任台当局驻联合国原子能机构的常任代表……

对于两岸问题，俞叔平一向抱着如此态度：“我是中国人，要为中华民族争气。海峡两岸皆为炎黄子孙，应摒弃前嫌，不计恩怨，共商国事。”

对于家乡，他则是心心念念。他曾任台北市诸暨同乡会会长，和原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何浩天成莫逆之交，现在俞力工仍与何家子女交好。

只是造化弄人，俞叔平未能等到台海解冻的一天。1978年2月14日，带着无法返乡的遗憾，俞叔平病逝台北。

他的一生，早年为报国，远赴维也纳攻读法学；抗战期间返回祖国，在重庆边工作边著书；内战期间担任警察局长，为维护上海治安不遗余力；定居台湾后，努力把毕生的学问留给后人……无论他人在何处，会英、德、西班牙、中四国语言，家人说上海话为主，他日常交流，全是一口诸暨话。

他忘不了故乡，老去因未能再回故乡抱憾不已。为此，俞力工一直很想把自己保存的父亲的学术手稿；留奥期间的生活照、同学照，学生证，毕业证书，博士文凭；工作后相当完整的上百份学术、行政机构的聘书，奖状；曾经出版的若干警政、法律著作，送回家乡存档，以此作为一个海外游子的另一种“叶落归根”。

注：特别感谢俞氏宗亲俞鹏飞先生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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