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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俄 的 肃 反

1934年12月1日，政治局委员、时任党中央书记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共产党总部被青年党员尼古拉耶夫暗杀。于是斯大林拉开了耸人听闻的肃反大屠杀的帷幕。

在这次肃反运动中,许多人无辜遭到迫害。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鲁登科、公安部长克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申宁向苏共中央主席团连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7380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 642980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2369220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765100人.在所有判刑人员中,对大约290万人的判决是由政治保卫局工作组、“三人审判组”和特别专案组等非常规司法机关做出的.剩下的90万人是由一般的法院、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

有一半以上的党员，,即120万人被逮捕。出席第十七次党代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即半数以上)被捕，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即70%)被逮捕和处决。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60％；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人被处死；15名集团军司令中,也有13名被杀;85名军长中,处决57人；159名师长,110名被处决;4万多名营级以上高中级军官遭到迫害。

在苏联的王明跟随苏共的肃反运动，在中共代表团里面也建立“肃反办公室”。王明亲自担任主任，康生为副主任。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共产国际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共产国际关于与法西斯主义的奸细------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决议指出：“共产国际各支部在会场上以及报章上开展有系统的斗争，以反对法西斯的走狗-------托洛茨基主义”，“各支部在党的各组织中，从党的高级机关起，至党的初级组织止，讨论并研究本决议，同时须顾及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出席这一会议的有17个国家的共产党（支部），代表中共出席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王明和康生。

其实，在1933年10月，调到苏联远东边疆伯力（哈巴路夫斯克）工作不到一年。俞秀松就成为“清党”的对象。

有扎姆科夫、切尔尼科夫、留宾三人在支部清查大会上，对俞秀松提出三条指控：1．指控俞秀松“掩盖自己过去严重的政治错误”；2．不与右派、托派、二面派斗争；3．领导所谓的江浙同乡会；4．一直领导着这些反党派别和集团来反对我们党中央的路线和四中全会、反对斯大林的信件在上海战争中有错误。

俞秀松向哈巴路夫斯克“党的出版社”清查委员会、边疆区清查委员会、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提出申述：“我十分坚决和愤慨地声明：所有这些指控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是卑鄙的诬蔑，从1920年到今天我不仅没有犯过政治错误或对党的总路线有任何的动摇，相反，我一直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进行积极的斗争”。

俞秀松表政治上的老练，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过来揭发“扎姆科夫是逃兵，切尔尼科夫、留宾是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可疑分子；他们的表现只是一种有组织、有系统的诬蔑性的攻击重复而已，以诋毁我。”(注，俞秀松《我的申述) 见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和研究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225　卷宗3001）

   尽管俞秀松在新疆努力工作，在各方面卓有成效，尤其在民族问题上。他在新疆蒙族代表大会上作了《新政府民族政策》的重要报告。分析了新疆的历史和现状，认为新疆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要建设和发展，首先必须解决好民族问题，实现民族互睦团结。

他指出：“民族问题是新疆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虽然不是唯一的问题，正确解决民族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枢纽，是我们新政府视为第一等的任务。”

　　为此，他提出新疆必须实行“民平（民族平等）政策”，即改反帝、亲苏、清廉、和平、建设五大政策“五大政策”为“六大政策”。即增加了一项“平民”即根据新疆多民族的状况。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此为新政府所采纳，并写入了修改后的反帝会章程。（注：文成章：《谈俞秀松在新疆的情况》）

俞秀松提出的民族政策，从理论上讲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和苏联长期在新疆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宣传、分裂新疆的实际活动是被道而驰的，有悖于苏联在新疆的战略意图。已引起苏联高层的不满，即使没有王明、康生之流的诬告，斯大林自己也想除之而后快,因为早在1937年7月14日，周达文、董亦湘已经在哈巴罗夫斯克逮捕入狱。下一步就该轮到俞秀松了。

俞秀松是苏俄肃反的受害者，其直接的死因 ，是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根据“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刑法第五十八条第6、8、11款处罚极刑－枪决，没收财产”。

《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院关于俞秀松平反的结论》中关于透露了他的“罪行”是：“于1925年－1938年期间在苏联就读的中国学生中间，而后在中国劳动者中间进行反革命活动，旨在损害共产国际在领导中国党的革命活动方面采取的措施，并使中国共产党脱离联共（布）”。

“1933年王寿成被雇用参加间谍工作，以帮助日本侦察机关，多年来向其提供情报。根据日本侦察机关的布置，王寿成从事招募间谍和恐怖分子的工作”“在法庭审判期间王寿成不承认自己有罪，在预先侦讯期间拒绝证词，说什么这些证词是假的，他从来不是托派，未在中国共产党内从事托派活动，也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组织做过间谍。”（注：1996年2月16日，中国驻俄大使馆就俞秀松平反问题照会俄方，同年8月29人，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院作出平反的结论，原件存俄罗斯军事法院档案室）

所有的罪名，和康生一年前的1938年2月18人在延安《解放》杂志抛出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有惊人的一致，如出一辙。

1937年12月，俞秀松刚被盛世才拘禁时候，周达文已在哈巴罗夫斯克被苏联当局执行死刑；1939年5月19日，董亦湘也在哈尔洛夫斯克牺牲。

至此，俞秀松致死的原因已经清楚了，王明、康生捏造的罪名，是借刀杀人。致命的一击是斯大林，是斯大林的肃反运动。俞秀松在1939年2月21日，走完从红色起点到顿河坟场的最后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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