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从红色起点到顿河坟场（连载●五）
【名人轶事】从红色起点到顿河坟场（连载●五）
是康生捏造了罪名
与俞秀松相比，康生算是个晚辈，他1925年在上海入党，1933年 7月去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并在列宁学院学习。这时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已经先后调离列宁学院，发配到远东的边疆地区。和俞秀松并没有见面的机会。如果说向忠发、王明是迫害俞秀松的主角，而康生是个配角，那就大错特错了。康生的作用是为俞秀松捏造罪名，而捏造的罪名足以置人于死地，绝无死里逃生的可能，所以他是最后出场的。
康生向来擅长以文杀人，借刀杀人，在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验。
康生犯有“迫害癖”，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解放军高级干部839人。1980年9月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周密审查，写出了《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报告》的结论部分明确指出：“康生犯下的一系列罪行证明：他确实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确实是曾经残害大批革命同志、血债累累的凶手。”凡被康生经手的案子，绝少能有人活下来。
1936年，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1937年春，王明、康生（1933年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在离开苏联前夕，曾与王稼祥及邓发等一起拜会了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也在座。据王稼祥回忆，王明利用这次会见斯大林的机会进谗言，说俞秀松等是坏人。斯大林嘱咐王明到新疆跟盛世才谈谈。
王明、康生到达迪化后，受到盛世才的热情款待。盛世才是依靠苏联的帮助，才打败政敌取得独霸新疆的地位的，当时在哈密也驻扎着苏联机械化的红八团，苏俄势力已渗透到新疆的每一角落。所以他对斯大林的吩咐不敢怠慢。王明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培养起来的“政治新星”，盛世才对此很清楚。王明以“可以保证得到苏方更多的支持”、“可以从延安派人来新疆帮助盛世才工作”为条件，要盛世才“必须肃清此间的反革命托派分子”。
王明离开新疆时，盛还请他送交延安1万美元，以表友忱。
现在把俞秀松致死的直接原因归咎于王明、康生回国途中路经迪化，指使盛世才逮捕俞秀松，这种说法过于牵强。王、康是从莫斯科回国路过迪化，没有工作任务。对盛世才不过作礼节性的拜访。泛泛而谈，讲一些大道理是可能的。还有一个组织原则，即俞秀松等25人，均系在苏联留学时加入联共,俞秀松的联共党证号为0050492。分配在苏联远东边疆区工作后,又由苏联派到新疆工作。与中共已无组织关系,不受中共领导与节制,王明只能说些坏话,无权要求盛政权逮捕。康生曾担任过中共的组织部长，是很清楚的。即使俞秀松是托派，从组织系统来讲，应该由联共自己处理，也轮不着王、康等来处理，更轮不上象盛世才。这种说法的最早缘起于黄仁柯的传记性小说《生死天山》里的描写，传记小说是可以有文学性的描述。而把小说中情节性的描述作为历史定性的依据，未免太轻率。而且没有其他佐证资料，缺少依据。所以这种说法只能成为参考。
康生于1938年2月在延安《解放》周刊第30期抛出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毫无根据地诬陷“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三人为在苏联的中国托洛茨基匪徒、日寇的奸细、陈独秀最好的干部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随后，苏联《真理报》和王明主编的巴黎《救国时报》也以“组织江浙同乡会，不讨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反对王明”的罪名，随声附和，诬蔑俞秀松等人为托派。
康生是按照苏联把托洛茨基及其一派打成法西斯德国间谍的模式，把陈独秀及其一派打成日本汉奸间谍。
康生捏造的罪名大得吓人，一条是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是日本人的侦探，奸细，是大汉奸；第二条他们是民族的公敌；第三条是托洛茨基匪徒。每一条是“人人皆曰可杀”、罪不容赦的罪名。
后来的斯大林的肃反机关就是按照康生捏造的罪名，严格地讲，是康生秉承王明的意旨捏造的罪名为俞秀松等人定罪的。
根据《王寿成刑事档案第7925号结论》，苏联方面强加于俞秀松有二项罪名：
作为托派骨干分子1925－1938年在苏联就读的中国学生中间、此后在中国劳动者之间进行反革命活动；
被雇用参加间谍工作，以帮助日本侦察机关。多年来，向其提供间谍情报，从事招募间谍和恐怖分子。
“在庭审期间王寿成不承认有罪，在预先的的审讯间拒绝证词，说什么这些证词是假的。他从来不是托派，所以他未在中国共产党内从事托派活动，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组织，做过间谍。” 五局二科科长总军事检察长助理司法上校 尔·普·科巴林。（注：原件存俄罗斯军事法院档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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