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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夏天，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走上中学讲台，“传道、授业、解惑”，辗转于北京上海两地不同学校，直至退休。尝遍酸甜苦辣滋味，无怨无悔。退休后，我在上海教育学会下属的高中教育管理委员会内刊《校长之友》当执行编辑期间，穿梭于一些高中学校采访，阅读着校长们教育改革宏伟事业的绚丽篇章，咀嚼着不同特色的校园故事，丰富了我的阅历。

我与虹口高级中学朱正邦校长相识经历里有个故事。几年前，寄出的《校长之友》退回了，其中就有虹口高级中学。根据原有校址寄的，但学校已搬迁。于是，我按新地址寻访，走进校园，发现有浓烈的文化氛围，走廊墙壁在“说话”：历届校友中数位**的院士和企业家事迹光彩照人，与校园绿色生命教育相得益彰。从此开始，这所与新中国同龄的学校发展历史故事在刊物中得以展示，使更多的读者认识这所普通高中在老百姓心中的崇高地位。一所好学校是与一位好校长相关的。朱正邦校长原来是中国教育古代史上**教育家朱熹的十八世孙，朱正邦也确实继承着先辈的教育情怀。

中国古代“师道”的显著特点是启发受教育者内心自觉，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的入世精神。中国古代教育家提出的“做人”道理，与西方基督教和印度佛教教育有区别：不是依靠宗教信仰和祈祷，而是强调在学校、家庭及日常生活历练中积累道德行为自我修炼；不用到上帝和佛主面前而是在内心世界寻找美丑善恶标准，追求道德的“自律”——“为仁由己”的自省和慎独，自我完善，自我追求在人伦秩序和宇宙秩序中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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